Eastern Zhou States · 782–779 BCE
King You Takes the Throne
The opening looks at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frontier incursions, then traces the Zhou court’s eastern strategy and the weakening of its alliance with the Jiang lineage.
Original Chinese script
The English overview introduces the episode. The complete script is presented below in Chinese.
东周列国第二讲(§0.2):幽王即位(前782-前779)
大家好,上一回我们讲述了“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的历史,随后又见证了宣王中兴由兴起走向没落的过程,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幽王时期的西周。
周幽王是一位我们并不陌生的君主,记载在司马迁《史记》里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更是耳熟能详。以女宠覆灭了两百年的西周王朝,让他在千秋之后骂名依旧不绝于耳,成为与桀、纣齐名的亡国之君。迷雾之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灭亡了宗周的真的只是骊山上的那一把烽火吗?幽王时期是西周王朝自过往以来积压的所有问题、矛盾和统治危机大爆发的年代。为了搞清楚这一切纷乱背后的根源,我将在本期简单剖析一下西周末年那个天灾与人祸并行的大背景。
首先,自距今3000年前起,也就是商朝末年以来,气候逐渐转寒,中华大地进入了一段寒冷期,直到春秋时期再次转暖。这段寒冷期贯穿了整个西周王朝,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环境变迁、灾荒盛行、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等等后果。这种气候变化情况在周初时尚不明显,加上成康时期政令得当,周王朝采取“德化怀柔”的民族政策,实力空前强大,因此周戎关系较为亲和,远方的部族皆来朝贡。等到了穆王时期,戎狄经过百年的休养发展,实力日渐壮大。此时气候变化也在逐渐加剧,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他们纷纷内迁、掠夺,周戎间的冲突便在所难免了。周穆王可是个闲不住的主,他以“不享”为借口大肆征伐犬戎,“自是荒服者不至”——周戎关系在那时走向了破裂。
穆王以后,共、懿、孝、夷四王在位期间,气候变寒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太平御览》引《史记》(疑《纪年》语)云:“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初中地理课教给我们,我国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冬季一月平均气温在0℃以上,所以正常来说长江和汉水冬季都不会结冰,由此可见西周中期江汉地区气候变化之深刻。相应的,周戎关系也进一步地恶化。周懿王时,四夷交侵,国势遂衰。而到周夷王时,“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也无法改变气候逐年变寒的趋势,极端天气仍像过往一样频繁出现。
到了周厉王时期,四方戎狄则更加猖狂。淮夷入寇直到伊、洛一带,西戎占据犬丘,王师不能遏制。与此同时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在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存,《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一次连续五年的大旱,以至于“庐舍俱焚”。而这种灾情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了幽王时期。《大雅·云汉》云:“旱既大甚,蕴隆虫虫。”《召旻》云:“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人民四处逃荒,饱受烈日炙烤之苦。而气候严寒也在变本加厉。幽王四年(前778年)夏六月,“陨霜”,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周之六月当今之农历八月。《古本竹书纪年》又载:“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古本用夏正,此处九月为农历九月。农历八月霜降,九月桃、杏才成熟,足见彼时气候之反常。
与此同时,天灾也在不断盛行。幽王二年(前781年),西周三川泾、渭、洛发生了大地震。太史伯阳预言道:“周朝将要灭亡了。地震必定引发壅塞,使河流枯竭。立国必以山川为依靠,当初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如此看来,距离周亡不会超过十年了。”这一年,三川果然枯竭,岐山遂崩。《小雅·十月之交》在记载幽王六年(前776年)一次恐怖的日食的同时就记载“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岐山可是周人的龙兴之地,在周人心目中是神圣的地方。连年灾荒,天象紊乱,岐山又崩,还有我们之前说的社会上的各种谶纬邪说,这些都严重消磨了周王朝的内在力量,从根本上动摇了民族的精神内核。而这时,往往就需要借助外力来对整个腐朽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戎狄来了。
周幽王六年(前776年),幽王命伯士率领军队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逃,西戎包围了犬丘,一步步逼近周王朝的心脏镐京。西周晚期王室财政枯竭,连战连败,使得王畿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天子的常备军——“西六师”战斗力低下,同时人民四处逃荒流亡,西部的诸侯国亡的亡,迁的迁,边疆空虚,这让周王室不得不依赖别的力量来抵御戎狄侵犯。周宣王在位期间,采用了“南国之师”“太原料民”等诸多手段,此外,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宣王分封自己的弟弟王子友于郑(今陕西渭南华州区),即郑桓公,这也是本系列第一个出场的诸侯国。此举不但能保卫王畿,壮大宗周地区的军事有生力量,还能起到振兴王权的作用。郑桓公受封三十三年,受到百姓爱戴,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幽王任命他为司徒,管理周民,于是“周民皆说”。话虽如此,当时更加普遍的情况其实是吏治腐败,蟊贼内讧,致使统治阶级失尽了人心。《大雅·瞻卬》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控诉——“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为政者滥用职权,把“土田”和“民人”占为己有,徇私枉法,出入人罪。出现这样的情况,周幽王也难辞其咎。在宣王时期仲山甫等一批老臣凋零之后,周幽王没能为王室提拔新的人才,相反,像《十月之交》里记载的皇父、家伯,《小雅·节南山》里没有留下名字的大师、史尹,《史记》里的虢石父等一批尸位素餐的小人掌握了朝政。这样一来,在外有猃狁陵虐、内有奸臣欺压的形势下,上到贵族,下到普通百姓,都不得不考虑要离开王畿向东逃了。这其中动手比较早的就有西虢国君虢公长父,也就是上期劝说宣王“不籍千亩”的虢文公的父亲,虢石父(虢公鼓)的祖父。这人趁着厉、宣之际从今天陕西宝鸡迁居到河南三门峡、山西平陆一带。幽王时期风雨飘摇,徒增忠臣嗟叹,大夫赵叔带跑了,还有王叔郑桓公也因“王室多故”,想要效仿西虢东迁,关于郑国东迁之事,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宗周地区没有了依靠,周幽王便不得不着眼于广大而富饶的中原,考虑经略东方了。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十年(前772年),幽王召开太室之盟,这个“太室”指的应当是今河南嵩山。古代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则守在诸侯。周幽王离开宗周,到太室山召开会盟,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在争取东方诸侯的支持,以此抵御戎狄,拱卫京师。不过不幸的是,也不知是不是会盟的过程出了点问题,总之,太室之盟并没有为周王室赢得转机,反而更加助长了西方戎狄的仇恨——《左传·昭公四年》载:“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而太室之盟后不久,周幽王也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就此彻底葬送了两百年的西周王朝。而周幽王因太室之盟而招来祸患的根源,还要从周姜联盟的破裂说起。
自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起,周人就跟姜姓部落保持着长时间的政治联姻。姜羌本属同源,周人与之联姻,其目的无外乎是巩固西北边疆、得到戎人的支持。因此,姜姓在西周政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宣王的母亲申后,也就是我们第一讲提到的周宣王时期大臣申伯的姊妹,就是姜姓。申伯后来受封于谢邑(今河南南阳),成为了谢姓的始祖。而周宣王的王后也是姜姓,来自姜姓齐国。这位姜后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明王后,《列女传》里记载,周宣王早年早睡晚起,怠惰朝政,姜后脱簪谢罪,令周宣王醒悟,卒成中兴之名。而到了周宣王晚年,周姜联盟逐渐走向了破裂,上一讲我们提到了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的千亩之战,周宣王调来了一支“南国之师”,还叫上了同为姬姓的晋国助阵(也有观点认为千亩之战发生了两次,王师和晋国参加的并不是同一场,不过其本质相同,皆为姬姜两姓之冲突),而让周宣王的这只军队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正是姜氏之戎,也就是申戎。此后,周姜双方在《纪年》里又有多次交手记录。我们还提到,千亩之战和宣王“不籍千亩”一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说白了,这一切的一切其实还是社会变革的产物。
我们之前有提到,在西周中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王室和贵族间的矛盾成为了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西周中期以后,土地私有化盛行,贵族间的土地交易不断增多,周礼里“田里不粥”的规定已然形同虚设。建立在宗法制和封建制基础上的西周王朝最终也被束缚在了礼乐的桎梏下。等到了周厉王继位时,这种情况已经日益严重,于是周厉王推行“革典”,意在振兴王室经济,强化君权。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保守势力依旧强大,破旧立新还为时尚早,于是周厉王最终沦为了改革的牺牲品,共和行政宣告了贵族们的胜利。召穆公以自己的儿子为代价,保留了周王室的血脉,并在日后迎立了周宣王为天子,这实际上是王权和贵族的一次和解。这次和解也确实打开了宣王中兴的局面,重振了一些王权,让周王朝回光返照了一次。可后来王权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周宣王晚年“不籍千亩”“太原料民”,都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举措,在现在看来具有其进步意义,但也毫无疑问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的确,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来,在西周末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幽王时期,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已是大势所趋,只差一个契机。那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周幽王迎娶了西申国国君申侯的女儿为后,并在不久后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偶然获得了一位妩媚佳人,从而引出了大家熟知的“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的故事。
无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好,“褒姒灭之”也罢,对于周幽王和西周末年的大背景,历史自会有它的公论。总而言之,那是一个气候变寒、天灾盛行、戎狄侵略、政治腐败、王权衰微、土地私有化盛行、各种社会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那是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的时代。千年之后,面对这样的情形,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不禁感叹道:“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王兴周、武王伐纣的辉煌历史,迟早会变作昨天的太阳;王道衰微、礼崩乐坏终将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