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anju StudioJulian Liu (Yunfan Liu) · 爰居

Eastern Zhou States · 759–750 BCE

King Ping Moves East · Part II

The author tests three ways to read a disputed nine-year interval in the Tsinghua manuscripts against other dates, then separates competing identifications of Luoyi, Chengzhou, and the royal city.

Original Chinese script

The English overview introduces the episode. The complete script is presented below in Chinese.

东周列国第九讲(§0.9):平王东迁(前759-前750)下

周平王东迁发生在哪一年?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无可争议。因为《史记》里记载得明明白白,东迁发生在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近年出土文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史记》的记载不能轻易置信。据清华简《系年》等史料记载,周初东迁时,存在着一段“二王并立”的历史。而具体的东迁年代,则需要参考其中的第二章: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白(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白(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白(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这里面的句子都挺好理解,逻辑也很清楚,唯独一句“周亡王九年”造成大麻烦了。因为“亡”同“无”,所以这一句既可以理解为“周有九年没有王”,也可以理解为“周的最后一个王(亦即周幽王)在位的第九年”,甚至还可以分开断句,理解为“周亡/王九年”或“周亡王/九年”。哪一种说法都挺有道理,都能引申出不同的解释。有人注意到,这一章的“乃”字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带“乃”字的句子都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从早到晚排序的,“乃”作为副词使用时,本身就有承上启下的意思。因此,这一整篇很可能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周幽王死后,携惠王在位21年,晋文侯攻杀携惠王后,周朝进入了一个9年的空位期,即“亡王”,然后文侯拥立平王,并在三年之后东迁。因此平王东迁当在幽王死后的第21+9+3=33年,即公元前738年(或前737年)。这是对原来年表改动最大的一版。支持者们还在《左传》中找到了证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记载的此类预言通常会在书中精准应验。而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到我们推定的平王东迁之年正正好好是一百年,这就完美对上了。但这种说法问题很大。首先,《左传》自己都不是第一次提到伊川地区有戎狄。《僖公十一年》记载:“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往大了说,其实平王末年伊洛地区就已经是戎狄遍布了。《后汉书·西羌传》云:“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 而且,“不及百年”说的是不到一百年,从东迁到平王末年,这么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硬凑一百年,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其次,它主张平王在携王死后才被拥立为王,从而否定了《竹书纪年》的“二王并立”说,不过这一点可以通过《系年》的作者和《纪年》的作者采取的史观不同来辩护,即《系年》的作者不承认平王在被晋文侯拥立之前的正统性,当然,也只是一种猜想。最后,根据《史记》年表,到公元前738年,原本应该在周平王东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秦襄公、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均已不在人世,尤其是晋文侯的卒年,几乎可以根据《左传》确定对应为鲁惠公二十三年(前746年),如果坚持此说,那就势必要调整他们的年表,造成更多的麻烦。而且,“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这一句并没有“乃”字,也难以说明和前一句在时间上一定是先后关系,而非分开叙述。比如《系年》的第六章就说:“惠公既内(入),乃背秦公弗予。立六年,秦公率师与惠公战于韩,止惠公以归。惠公焉以其子怀公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其子妻之。文公十又二年居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内(入),乃𨒙(适)齐……”这里的“文公十又二年居狄”并不是直接接着前面的故事来的,而是在记叙了晋惠公六年(前645年)韩之战之后插叙了一段公子重耳流亡(晋文公)的故事,由此看来,我们并不能断定《系年》每章的叙事体例都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那到底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先来尝试简化这个问题。

注意到,无论如何研究断句和指代,这里的“九年”有且仅有三种解释(这里不讨论上下相差为1年的情况):

①周幽王九年。

②周幽王死后九年,即周携王九年。

③周携王死后九年。

也就是说,“邦君诸侯不朝于周、晋文侯拥立平王”这件事仅有可能在这三个时间点发生,此外有一些解释认为这里的“九年”可能是晋文侯纪年,但根据我们之前晋文侯二年=幽王既败二年的推断(参见第八集),晋文侯九年就相当于幽王死后九年,即选项②。我们上述的论证已经基本排除了选项③,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在①②中选了。

支持①选项的学者认为,“周亡王”应当指的是周幽王,理由是古人或以“亡王”称呼亡国之君,而且后面的“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可以对应《国语》记载周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的史实,但这同样超出了晋文侯的年代上限,由于晋文侯即位在幽王死后第二年有《竹书纪年》及可能由其引申的至少三种史料可以佐证,似乎不应该轻易推翻,那我们就暂时排除掉选项①,采用选项②,即“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无王九年”,周幽王死后,周朝有九年没有王,周携王的正统性并不被《系年》作者认可,这也是清华简整理者李学勤等人采取的观点。另有学者如王占奎等人认为,这里的“周”指的应当指代的是周都,即宗周地区。幽王死后,由于平王居申、携王居虢,宗周地区无王九年,导致周王室的权威进一步垮掉,诸侯都不来朝见,相当于淡化了这一句的政治色彩,但在时间上与②是相同的。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但还是存在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再翻一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就会发现,秦襄公死于公元前766年,而我们推定的晋文侯迎立平王的时间点是公元前762年,那时的秦襄公早已去世,自然不可能以兵送周平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听到这里的观众大概也会发现,西周晚期的诸侯年表本就十分混乱,而秦国的年表问题尤其严重。《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然而,在《诸侯年表》里,秦仲卒年对应的却是周宣王六年,这里就已经出现偏差了。另外,从非子之后,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以及襄公的儿子文公,六代君主均未在史书上留下名字,又《纪年》云:“秦无历数,周世陪臣……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可以看出,秦国早期可供参考的史料应当是极其稀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世父”大概率是称谓而不是人名。(秦庄公之名在《年表》中记载为“其”。案《索引》:“秦之先公并不记名,恐其非名。”)在这种背景下,《史记》记载秦国早期年表的可信度自然也要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探讨年代问题时,秦国的年表可以暂时搁置。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整个西周晚期自共和以下的年表恐怕面临着需要大规模调整的问题。以《史记》为底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共和以下年表与近年出土的卌二年、卌三年逑鼎以及幽王三年颂诸器上的历日铭文不匹配,据学者推测,周宣王、周幽王的年代恐怕至少要较原来上移9年或下移1-2年,这样,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推测都得推倒重来了,不过具体如何调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基于这个问题巨大的不确定性,本系列在西周晚期依旧采用了断代工程得出的周王室年表,在两周之际采用了清华简整理者的观点,只在小范围对一些诸侯的年表进行了某些调整,而这些调整大都已经有很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司马迁究竟看过哪些史料,在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拿年表来迁就史实,因此,在目前材料条件下,本系列仍采用秦襄公参与护送平王东迁的传统说法。

本期视频的最后部分,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周平王东迁的路线和地点问题。平王东迁时携王依旧活着,并且居住在虢国,那么从西方经桃林塞前往洛阳的这条路似乎就不太可行了,最有可能的路线就是由晋国进入中条山区,经横岭关、垣曲,东南行皋落,再经今长直、王屋等,过轵关至济源,南下渡过孟津到达洛阳,也就是古代文献中常说的“轵道”,这条路线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及,晋文公勤王走的就是此路。

关于周平王东迁最终到达的地方,我们之前的视频中,将“成周”“洛邑”“王城”三者混用,是为了保证叙事流畅,事实上三者仍有区别。古代学者的考辩说法不一,考古发现的周代洛阳城址共有三,即瀍河成周城、韩旗成周城和涧河以东的王城。

其中瀍河成周城位于洛阳市瀍河两岸邙山与洛河间,为周公所建,即“周公营洛邑”中的洛邑。周武王克殷后迁九鼎,周公并迁殷民于此,是为成周,作为周王朝的的东都。周公营建的成周城至西周末期便逐渐废弃,因此,周平王到达的地方并不是这里。

东周王城位于今洛阳王城公园,涧河以东,瀍河以西。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大城,旧说或以王城亦为周公所建,但考古分析夯土及遗物表明,该城实建于春秋初年,周平王东迁后最终到达的地方即此。周平王后的十数代周天子也都以此为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洛邑。

而韩旗城址则位于白马寺以东,叠压在汉魏洛阳城之下。该城始建于西周晚期,最初名为“狄泉”,规模有限。春秋后期,周敬王为躲避王子朝之乱,从王城迁居于此,随后由晋国率领诸侯合力扩建城池,遂沿袭旧名,称其为“成周”。直到东周最后一任天子周赧王时,才再次迁回王城。

《史记》称平王“东迁洛邑”,而清华简《系年》则多称平王“东徙成周”,有学者认为,平王应最初迁徙居韩旗成周,俟王城建好之后方才移居,这是一种猜想,但东周王城始建于春秋初年是不争的事实。平王东迁之初倚赖诸侯拱卫,诸国可能在修筑王城中出力。《郑文公问太伯》中记载郑武公“西城伊、涧”,或许正是反映了这一段历史。

总之,平王东迁的年份争议与洛邑城址的辨析,折射出的正是先秦史研究最根本的困难:如何让传世文献、出土文字材料与考古遗存彼此参照,同时又不抹平它们各自的性质与限度。无论是论《系年》对“周无王九年”的全新叙事,还是考古城址对传统“周公营洛”说法的修正,都提醒我们不可单一采信某一部史书,也不可一概将铜器铭文奉为圭臬。西周覆亡到东周肇始并非一段清晰平顺的历史。“二王并立”造成的政治裂痕,诸侯介入王室事务的新格局,已经预示了此后春秋政治秩序的深刻变化。在更为完备的考古材料出现以前,关于这一时期的各种纪年推论与历史重建,都只能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最终答案。也正因如此,先秦史才如此迷人:我们面对的从不是一部早已写定的历史,而是一段随着新材料的出现,被不断发现、质疑和重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