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 · 前759—前750年
平王东迁(下)
围绕清华简「周亡王九年」逐一检验三种读法,再区分洛邑、成周与王城的不同城址。
中文文案原稿
东周列国第九讲(§0.9):平王东迁(前759-前750)下
周平王东迁发生在哪一年?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无可争议。因为《史记》里记载得明明白白,东迁发生在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近年出土文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史记》的记载不能轻易置信。据清华简《系年》等史料记载,周初东迁时,存在着一段“二王并立”的历史。而具体的东迁年代,则需要参考其中的第二章: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白(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白(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白(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这里面的句子都挺好理解,逻辑也很清楚,唯独一句“周亡王九年”造成大麻烦了。因为“亡”同“无”,所以这一句既可以理解为“周有九年没有王”,也可以理解为“周的最后一个王(亦即周幽王)在位的第九年”,甚至还可以分开断句,理解为“周亡/王九年”或“周亡王/九年”。哪一种说法都挺有道理,都能引申出不同的解释。有人注意到,这一章的“乃”字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带“乃”字的句子都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从早到晚排序的,“乃”作为副词使用时,本身就有承上启下的意思。因此,这一整篇很可能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周幽王死后,携惠王在位21年,晋文侯攻杀携惠王后,周朝进入了一个9年的空位期,即“亡王”,然后文侯拥立平王,并在三年之后东迁。因此平王东迁当在幽王死后的第21+9+3=33年,即公元前738年(或前737年)。这是对原来年表改动最大的一版。支持者们还在《左传》中找到了证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记载的此类预言通常会在书中精准应验。而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到我们推定的平王东迁之年正正好好是一百年,这就完美对上了。但这种说法问题很大。首先,《左传》自己都不是第一次提到伊川地区有戎狄。《僖公十一年》记载:“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往大了说,其实平王末年伊洛地区就已经是戎狄遍布了。《后汉书·西羌传》云:“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 而且,“不及百年”说的是不到一百年,从东迁到平王末年,这么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硬凑一百年,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其次,它主张平王在携王死后才被拥立为王,从而否定了《竹书纪年》的“二王并立”说,不过这一点可以通过《系年》的作者和《纪年》的作者采取的史观不同来辩护,即《系年》的作者不承认平王在被晋文侯拥立之前的正统性,当然,也只是一种猜想。最后,根据《史记》年表,到公元前738年,原本应该在周平王东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秦襄公、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均已不在人世,尤其是晋文侯的卒年,几乎可以根据《左传》确定对应为鲁惠公二十三年(前746年),如果坚持此说,那就势必要调整他们的年表,造成更多的麻烦。而且,“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这一句并没有“乃”字,也难以说明和前一句在时间上一定是先后关系,而非分开叙述。比如《系年》的第六章就说:“惠公既内(入),乃背秦公弗予。立六年,秦公率师与惠公战于韩,止惠公以归。惠公焉以其子怀公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其子妻之。文公十又二年居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内(入),乃𨒙(适)齐……”这里的“文公十又二年居狄”并不是直接接着前面的故事来的,而是在记叙了晋惠公六年(前645年)韩之战之后插叙了一段公子重耳流亡(晋文公)的故事,由此看来,我们并不能断定《系年》每章的叙事体例都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那到底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先来尝试简化这个问题。
注意到,无论如何研究断句和指代,这里的“九年”有且仅有三种解释(这里不讨论上下相差为1年的情况):
①周幽王九年。
②周幽王死后九年,即周携王九年。
③周携王死后九年。
也就是说,“邦君诸侯不朝于周、晋文侯拥立平王”这件事仅有可能在这三个时间点发生,此外有一些解释认为这里的“九年”可能是晋文侯纪年,但根据我们之前晋文侯二年=幽王既败二年的推断(参见第八集),晋文侯九年就相当于幽王死后九年,即选项②。我们上述的论证已经基本排除了选项③,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在①②中选了。
支持①选项的学者认为,“周亡王”应当指的是周幽王,理由是古人或以“亡王”称呼亡国之君,而且后面的“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可以对应《国语》记载周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的史实,但这同样超出了晋文侯的年代上限,由于晋文侯即位在幽王死后第二年有《竹书纪年》及可能由其引申的至少三种史料可以佐证,似乎不应该轻易推翻,那我们就暂时排除掉选项①,采用选项②,即“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无王九年”,周幽王死后,周朝有九年没有王,周携王的正统性并不被《系年》作者认可,这也是清华简整理者李学勤等人采取的观点。另有学者如王占奎等人认为,这里的“周”指的应当指代的是周都,即宗周地区。幽王死后,由于平王居申、携王居虢,宗周地区无王九年,导致周王室的权威进一步垮掉,诸侯都不来朝见,相当于淡化了这一句的政治色彩,但在时间上与②是相同的。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但还是存在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再翻一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就会发现,秦襄公死于公元前766年,而我们推定的晋文侯迎立平王的时间点是公元前762年,那时的秦襄公早已去世,自然不可能以兵送周平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听到这里的观众大概也会发现,西周晚期的诸侯年表本就十分混乱,而秦国的年表问题尤其严重。《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然而,在《诸侯年表》里,秦仲卒年对应的却是周宣王六年,这里就已经出现偏差了。另外,从非子之后,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以及襄公的儿子文公,六代君主均未在史书上留下名字,又《纪年》云:“秦无历数,周世陪臣……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可以看出,秦国早期可供参考的史料应当是极其稀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世父”大概率是称谓而不是人名。(秦庄公之名在《年表》中记载为“其”。案《索引》:“秦之先公并不记名,恐其非名。”)在这种背景下,《史记》记载秦国早期年表的可信度自然也要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探讨年代问题时,秦国的年表可以暂时搁置。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整个西周晚期自共和以下的年表恐怕面临着需要大规模调整的问题。以《史记》为底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共和以下年表与近年出土的卌二年、卌三年逑鼎以及幽王三年颂诸器上的历日铭文不匹配,据学者推测,周宣王、周幽王的年代恐怕至少要较原来上移9年或下移1-2年,这样,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推测都得推倒重来了,不过具体如何调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基于这个问题巨大的不确定性,本系列在西周晚期依旧采用了断代工程得出的周王室年表,在两周之际采用了清华简整理者的观点,只在小范围对一些诸侯的年表进行了某些调整,而这些调整大都已经有很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司马迁究竟看过哪些史料,在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拿年表来迁就史实,因此,在目前材料条件下,本系列仍采用秦襄公参与护送平王东迁的传统说法。
本期视频的最后部分,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周平王东迁的路线和地点问题。平王东迁时携王依旧活着,并且居住在虢国,那么从西方经桃林塞前往洛阳的这条路似乎就不太可行了,最有可能的路线就是由晋国进入中条山区,经横岭关、垣曲,东南行皋落,再经今长直、王屋等,过轵关至济源,南下渡过孟津到达洛阳,也就是古代文献中常说的“轵道”,这条路线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及,晋文公勤王走的就是此路。
关于周平王东迁最终到达的地方,我们之前的视频中,将“成周”“洛邑”“王城”三者混用,是为了保证叙事流畅,事实上三者仍有区别。古代学者的考辩说法不一,考古发现的周代洛阳城址共有三,即瀍河成周城、韩旗成周城和涧河以东的王城。
其中瀍河成周城位于洛阳市瀍河两岸邙山与洛河间,为周公所建,即“周公营洛邑”中的洛邑。周武王克殷后迁九鼎,周公并迁殷民于此,是为成周,作为周王朝的的东都。周公营建的成周城至西周末期便逐渐废弃,因此,周平王到达的地方并不是这里。
东周王城位于今洛阳王城公园,涧河以东,瀍河以西。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大城,旧说或以王城亦为周公所建,但考古分析夯土及遗物表明,该城实建于春秋初年,周平王东迁后最终到达的地方即此。周平王后的十数代周天子也都以此为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洛邑。
而韩旗城址则位于白马寺以东,叠压在汉魏洛阳城之下。该城始建于西周晚期,最初名为“狄泉”,规模有限。春秋后期,周敬王为躲避王子朝之乱,从王城迁居于此,随后由晋国率领诸侯合力扩建城池,遂沿袭旧名,称其为“成周”。直到东周最后一任天子周赧王时,才再次迁回王城。
《史记》称平王“东迁洛邑”,而清华简《系年》则多称平王“东徙成周”,有学者认为,平王应最初迁徙居韩旗成周,俟王城建好之后方才移居,这是一种猜想,但东周王城始建于春秋初年是不争的事实。平王东迁之初倚赖诸侯拱卫,诸国可能在修筑王城中出力。《郑文公问太伯》中记载郑武公“西城伊、涧”,或许正是反映了这一段历史。
总之,平王东迁的年份争议与洛邑城址的辨析,折射出的正是先秦史研究最根本的困难:如何让传世文献、出土文字材料与考古遗存彼此参照,同时又不抹平它们各自的性质与限度。无论是论《系年》对“周无王九年”的全新叙事,还是考古城址对传统“周公营洛”说法的修正,都提醒我们不可单一采信某一部史书,也不可一概将铜器铭文奉为圭臬。西周覆亡到东周肇始并非一段清晰平顺的历史。“二王并立”造成的政治裂痕,诸侯介入王室事务的新格局,已经预示了此后春秋政治秩序的深刻变化。在更为完备的考古材料出现以前,关于这一时期的各种纪年推论与历史重建,都只能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最终答案。也正因如此,先秦史才如此迷人:我们面对的从不是一部早已写定的历史,而是一段随着新材料的出现,被不断发现、质疑和重建的故事。